老謝銳評:地攤經濟重燃 背后的邏輯與思考

 

     5月28日央視發布了一條消息:為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中央文明辦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已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考核內容,促進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

 

     而總理在6月1日上午考察山東煙臺時指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市場、企業、個體工商戶活起來,生存下去,再發展起來,國家才能更好!

 

     城市病與就業壓力

 

     近年來,為緩解城市人口壓力,中國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大力推進人口疏解工作。相對應的現象是,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開始放緩。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政府開始想各種合理合法的“政策”讓常駐人口一點一點慢慢減少流出。比如,北上廣當地政府疏解了很多批發市場、中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在上海關停了高污染、高風險、高能耗、低產能的企業,很多外來務工人員被“調整”。而嚴格的落戶政策,也讓部分外勞人員選擇離開。

 

     北上廣的地方政府希望通過一定政策,把高學歷的人才留下來,而將人力資本較低的人口疏解出去。然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在接受采訪時說:“通過政策將外來人口特別是其中所謂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導致了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現增長放緩。但對超大城市來說,這不一定有好處,也不可持續。”可見,專家并不贊同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過,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卻實際上存在著,比如,落戶打分、以教育控人、拆遷唐家嶺、掃蕩群租房。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治理大城市病。

 

 

     我們國家多年來一直在著力解決二元結構的矛盾,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遭遇很多無法克服的困難。比如,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病嚴重,出行、就醫、教育、就業等環節矛盾重重,社會戾氣日積月累給城市發展帶來巨大隱患。早在2016年北上廣等特大型城市紛紛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規劃目標: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紅線,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過2500萬人的控制目標,廣州提出適度控制人口規模。以上海為例,這幾年通過行政手段使得部分產業外遷、通過行政經濟等手段限制外來人口流向上海、通過行政經濟等手段對目前已經在上海的外地戶籍常住人口的人口結構進行置換。

 

     中國有著長期的二元人口政策,在農產品低價格、工業產品高價格的剪刀差下,中國大城市長期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吸取農村利益,農民經濟利益受損。于此同時,嚴控人口流動,人口更低的密度都導致了更低的權利。當下中國激進地治理大城市病的本質,是城鄉權利的二元分化。只有在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政治上不平等的狀態下,大城市病才會被視為一個不能接受的結果,推出激進政策。反之,則會被視為成長中的煩惱,態度會更加溫和,印度與巴西的貧民窟,美國的黑人社區,都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城市病的本質就是,農民在借著市場經濟,通過“用腳占取”的方式,進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糾正著過去不公平的城鄉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

 

     一位住建部原領導就發表過“農民進城易引發貧民窟病”的觀點,引發輿論爭議。當大量僅有低素質勞動技能的農民涌入城市之后,因缺乏技能,沒有城市居民的人際關系網絡,工作崗位檔次低、收入低,他們往往聚集在相對廉價的地段,長期下來,就會形成一個相對貧窮的生活區域。雖然中國沒有貧民窟,只不過由于嚴格的市容約束,很多人住在北京唐家嶺那樣的某種程度上的貧民窟,甚至“很多人常住熱力井下”。低端人群降低某個社區的環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夢之地。不過,對于進入城市的農民,貧民窟卻是正面的,是夢想開始的地方——雖然在“貧民窟”里的生活條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這里生活,卻能獲得比其在農村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一方面是大城市對人口的控制,另一方面是經濟下行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下,今年一季度經濟活動幾乎停滯。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表示,今年就業壓力仍然比較大,特別是后期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重點群體,比如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仍比較大。

 

     老謝無數次在文章中提到,任何一國政府最關心兩件事:通縮與就業。而這兩件事又息息相關,經濟衰退引發通縮預期,企業負債高企招工需求低,就業形勢堪憂。對于中國來說,就業壓力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新冠疫情持續發酵的宏觀背景之下。出口行業幾乎遭遇毀滅性打擊,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也在逐年下降,而消費因為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中國需要走出一條能替換傳統經濟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來,不過當務之急穩就業成了先行指標。

 

     紡織服裝行業度日如年

 

     中國當前經濟結構中,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是以紡織、輕工和服務業為主,這些行業對于帶動就業貢獻巨大。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帶動就業傳統行業依然起著定海神針的作用。在出口行業中,紡織服裝占到了,而地攤經濟主要以小商品為主。今年一季度,我國紡織服裝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降15.3%,占到了整個出口額的17.9%。而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6.57萬億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6.4%。出口下降11.4,進口下降0.7%。海關總署4月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3月進出口總額9432.2億美元,同比減少8.4%,其中出口同比減少13.3%,進口同比減少2.9%。專業商貿雜志《焦點視界》對全國203家外貿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45.6%的企業表示疫情對自身影響較大,面臨部分困難,目前勉強維持經營。新冠疫情“黑天鵝”重創各行各業,當全球的商貿和物流停擺,外貿行業也不可避免淪為重災區。東莞、寧波等城市受重創,事關2億人就業問題。

 

     庫存積壓,訂單取消,外貿企業度日如年,如何清理庫存,帶動市場就成了企業當前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數據來源:中州期貨研究所,赫橋財經,Wind數據)

         如上圖所示,中國紡織品服裝內銷比例逐年上升,而出口則放緩。

 

 

     為什么是“擺地攤”?

 

     小商品是中國出口商品中主要基石,而小商品也是地攤經濟的主要售賣對象。除飲食外,服裝、鞋帽、兒童類玩具、小飾品、配件和日用百貨都是地攤經濟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出口不行了,那么如何提高內需就成了決策需要考慮的問題,地攤經濟由此重燃。如文章一開始總理所說,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地攤經濟不但能帶動一部分低技能人群就業,又可以幫助企業盤活庫存,讓市場更加活躍。貨幣的價值在于其流動性,那么商品的流通效率的高低也能決定經濟的走向。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地攤經濟”,雖有積極正面的意義,同時也難免與假冒偽劣、臟亂差和不規范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如今國家倡導垃圾分類,地攤經濟勢必對環境市容構成威脅,這也是后續管理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地攤經濟畢竟只是權宜之計,中國經濟要長期向好,還得依靠高端制造和服務升級來帶動。尤其是對于一些特大型城市來說,好不容易整頓了2年的市容環境,這又要變成往昔臟亂差的樣子,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因此,老謝認為“擺地攤”這事,可以有。但想靠擺地攤發財,對于普通人來說概率還是比較低的。(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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